今年暮春的一天，我又进了北京的“莫斯科餐厅”一次。说是“又进”，因为我曾经进过一次，但那已是42年前的事了。
　　
1963年秋，我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扬州同去北师大的还有我初中、高中时同窗6年的好友姚世培，但他读的是数学系。国庆前一周，我从邮箱中收到姚的一封信，信中说：记得你的20岁生日就要到了。国庆期间我请你到颐和园玩，如何?隔了一天，我去数学系宿舍找到了姚，告诉他，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月，但老同学记得我的生日(但将阴历当阳历了)，要约我出去玩，我当然高兴。于是，我们约定10月3日去颐和园。
　　
10月3日那天，天气真好。天极蓝，明净而悠深，叫人心醉，细风吹在身上，略带凉意，令人舒爽之至!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我和姚在昆明湖划了船，在万寿山爬了智慧海，还以湖山为背景留了影，午餐是喝汽水，啃白面包，记得我们划船过十七孔桥中间的桥孔时，两个人还比赛过谁能记住中孔两边那长长的对联，真可谓同学少年，书生意气了。
　　
傍晚，我们乘公共汽车返校了。路上，我想，回校肯定要超过开晚饭的时间，不如就在外面吃吧!而在外面吃，干脆就在莫斯科餐厅——当时完全是突发奇想。当我把想法告诉姚时，他说：“太贵了吧?”我回答：“家里这个月多寄了两元钱(我的零花钱8元/月，当时同学戏称属于“中农”、“富农”水平）来，我们进去看看。”就这样，我和姚走进了西直门外苏联展览馆(多年后改名北京展览馆)西边的莫斯科餐厅。
　　
应当承认，当两个穷大学生踏进莫斯科餐厅时，心里是既兴奋又紧张的。兴奋，当和开眼界有关，那气派宏大、俄式风情毕现的建筑，那餐厅的陈设，那从未品尝过的俄式“buychoe dulogo”(美味的菜·俄文)；紧张，与和钱少有关，我不知道我口袋里仅有的5、6元钱能否吃得起这一餐饭。还好，当穿着黑连衣裙扎着辫子的年轻端庄的苏联女服务员安排我们入座并送上菜谱后，我的紧张消除了，因为菜谱上也有不少并不很贵的菜。和姚商量后，我点了一道菜汤、一道熏鱼、一道牛肉饼、一碟酸黄瓜、几片面包，共花了3元多钱。点完菜后，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大餐厅中人快坐满了，苏联人(苏联专家?)更多一些，举止均文雅，交谈声音不大，偶尔从邻桌传来一两句熟悉的俄文，我与姚也就会心地笑了。
　　
菜上来后，我们便吃开了。但用刀叉的动作显然笨拙。在“Qhacuban gelywka”(美丽的姑娘，指服务员)的注意下，有时更顾此失彼了。
　　
总的感觉，酸黄瓜太酸了，脆度没有；熏鱼不错，咸、鲜、香；牛肉饼子实在，味道也可以；菜汤中奶油太多了，不太适应；面包烧得好，很香。
　　
当我们在优美的俄罗斯乐曲声中走出莫斯科餐厅时，我除了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外，竟也生出几许“豪情”：将来有钱，一定要好好地再来莫斯科餐厅吃一顿，要尝有名的菜!
　　
有意思的是，自1963年秋，至2005年春，在这42年中，我曾有多次机会再去莫斯科餐厅，尤其是在从事烹饪的教学和研究之后，在数十次出差北京的过程中，然而就是一次也没有去。可在平素的日子里，我却又是常常叨念着这“第一次”的。我还常向妻子女儿许愿，要请他们上莫斯科餐厅。
　　
说来有趣，今年春天的第二次上莫斯科餐厅，却是女儿请的。当时，我和妻子探望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女儿工作忙，中午不回来吃饭。这样，我和妻子就可以“自由”支配中午这一餐了。记得有两餐是在家里自己烧的，吃的。其余四餐则分别是在外面不同的饮食店吃的了。一次去游天坛，中午就在全聚德烧鸭店老店点了半只烤鸭、一盘烧青菜心，吃得蛮开心；一次游北海公园，中午就在仿膳买了套餐，豌豆黄等小点心较佳，而类似瓦块鱼的“抓炒鱼片”(我反复向服务员核实过)实在不敢恭维；又有一次逛了秀水街市场后，就在其对面的快餐店吃了咸豆浆、油条，很对胃口；还有一次去了书店后，是在阿文汤包店吃的，汤包太油了，而葱油面条8元一碗，竟然只有约100 g面条和3、4根炸焦黄的葱段及油、盐、酱油等调料而已，利润高得可以了。
　　
周末的晚上，女儿对我们说，这一周的午饭是我们自己解决的。她明天中午要请我们去莫斯科餐厅吃饭。她说去“老莫”，是为了让老爸“怀旧”的情绪释放释放，也让老妈尝尝异国风味。这么一说，我们当然乐意前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