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档餐饮业来说，节俭之风犹如一场“晴天霹雳”。在经历了最初的彷徨与犹豫后，不少高档酒店不得不放下“高贵”的身段。

　　按照经济学理论，有需求就有供给，需求越多供给越大，反之亦然，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可是，为什么中央一项有关节俭规定就能搅动整个行业的神经呢？

　　有这样一则故事值得我们细细玩味：天堂的门坏了，上帝要招标重修。印度人说：三千元就弄好，理由是材料费一千，人工费一千，我自己赚一千；来个德国人说：要六千元，材料费二千，人工二千，自己赚二千；最后中国人淡定地说：这个要九千元，三千给你，三千我的，剩下三千给那个印度人干。上帝愕然，拍案：就你了！

　　上帝愕然，是因为上帝不知道中国的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中国是人情社会，讲究关系，崇尚“没有人是万万不能的”，要有人打招呼，要有中间人引荐，要上下打点，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显规则”。中国的高端餐饮业亦是如此，不靠竞争，靠关系。

　　于是，一些高档餐厅的老板为了能够吸引公款来此消费，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公关”，因为获得领导的青睐就是最大的资源，就是赚钱牟利的资本。殊不知，以公款支撑起来的高端消费是一种扭曲的消费模式。虽说，公款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动消费，但无异于是把纳税人的钱收上来，再借官员之手花出去罢了，以此制造的消费繁荣假象只能是饮鸩止渴。

所以，依附于“三公消费”的餐饮业出现今天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与当年潘石屹形容地产开发商的一句话不谋而合——“死掉的开发商都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这也恰恰一语点破了中国很多行业的通病——地产如是，高档餐饮亦如是。

　　如今，“八项规定”的出台，实际上是抽掉了这种畸形消费模式的支柱，必然会倒逼高档餐饮业重新定位，重拾自由竞争。与此同时，餐饮业也将省下大量取悦官员的成本，从而把更多的精力用到普通消费者身上，实实在在地让利于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限制“三公消费”将是一个长效机制。因而，对高档餐饮业来说，不要奢望“改作风”只是一阵风。转型就好比去腐生肌，刮骨疗毒，肯定会痛，但在生存压力面前，再痛也要转型。